一对号牌见证汉冶萍公司“工匠门”

近期，我有幸收藏到一块铝质“号牌”，它呈圆形，直径37.5厘米，号牌偏上部有一个约1厘米圆孔，正面边缘突起，有两行阴文繁体楷书文字：上行有“大冶”二字、下行有“钢铁厂”三字，号牌正中是四个阿拉伯数字“3954”，数字字体大于上面两行汉字。号牌铝质熟旧，磨损自然，令人爱不释手。

除这块铝牌外，我的另一块号牌是铜质，边缘平整，形制、大小、文字与这块铝质“号牌”一模一样，这对号牌是百年前大冶钢厂的前身“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大冶钢铁厂”进出厂门的凭证，铜号牌为当时该厂资方及职员持有，数字只有百位数，从工厂“西总门”进出；铝号牌由当时该厂工人及技工持有，数字为千位数，从工厂“工匠门”进出。金属号牌特别稀少，是特殊时期的产物，它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在政治上压迫工人的历史证据，流传至今实为难得。一般工厂制作的厂牌都是在正面设厂名、背面打制编号，形制和用途与这块号牌有明显不同。

看到这对号牌，想到汉冶萍大冶钢铁厂“工匠门”的故事：

100多年前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是近代中国最早最大的集采煤、炼焦、铁矿开采、生铁冶炼、炼钢、轧钢于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其中的大冶钢铁厂建了几座厂门，最著名的就是建在叶家塘上的“工匠门”。“工匠门”始建于1916年6月，由日籍厂总工程师大岛道太郎仿照国外式样设计并监督建造而成，分左右二扇转门，门里有牌箱，有自动点号机，记录工人上下班时间，工人上班将随身携带的铝质工号牌送自动点号机点号，一人一号，号牌存入牌箱，尔后走过门内一条30余米长的地道，进入厂区上班。工人下班必须钻过地道，由地道中值勤的厂警搜身后，到牌箱取自己的号牌，这才算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牌箱内，上班时间无牌算该号工人缺勤，下班时间牌存，算该号工人早退。工厂稽查处每天负责记录考勤。工人在封闭的门内经常无故遭受厂警搜身、打骂侮辱。

与“工匠门”同时建造的还有一座“西总门”，它是厂行政区和生产区的界门，“工匠门”“西总门”同时竣工于1920年8月，“西总门”横跨在笔直的马路上，有四根门柱，中间是一扇对开铁花门，两旁是人行侧门，门顶端铸有“西总门”三字，拱门正中从右至左铸有“汉冶萍公司大冶钢铁厂”10个金属大字。资本家规定工厂职员出入厂区，凭铜质号牌通行此门。“西总门”与“工匠门”冰火两重天，形成鲜明的对照。如今，“西总门”历经百年风雨，依然矗立。

1921年9月，中共武汉区委派遣林育英化名李福生，来到大冶钢铁厂，结识了仇国升、刘敢生、冷殿卿、徐世明等一批进步青年工人。1922年2月，林育英经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林育英再度来黄石，以翻砂工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在工人中宣传革命思想，并建立了2个秘密的工人学习小组，参加学习的有60多人。1922年3月12日，由林育英介绍，仇国升、刘敢生、林家庆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大冶钢铁厂党小组，仇国升任党小组长，这是大冶工矿区成立的第一个党小组。当年10月，在党小组和工人俱乐部筹备处的领导下，工人开展反对厂方实行的出入工厂“牌箱制度”斗争。这次斗争首先由化铁科工人发起，四十余名化铁炉小工下班后不去工匠门牌箱取牌，厂稽查处职员邹志齐等人奉命将不取牌子的工人名字抄报给化铁科科长黄金涛，部分工人被查办处理。两天后，数十名化铁炉工人罢工，聚集在厂锅炉房前守候邹志齐，准备与邹辩理，未果，工人便自行散去。事后，资方将带头的几名工人辞退，其他工人只能忍气吞声。这次斗争失败了。

1926年9月，北伐军进驻大冶工矿区，湖北省总工会派执行委员、特派员李兆龙来大冶工矿区着手建立大冶总工会筹备处和大冶职工运动委员会。年底，大冶总工会公开宣布成立，并在牧羊湖隆重举行庆祝总工会成立大会。全工矿区的工人、妇女、店员、大冶农村各区农民代表等一万多人参加庆祝大会和庆祝活动。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第一次显示了大冶工矿区工人阶级的革命威风。尔后，总工会建立了一支工人武装纠察队，纠察队员有600余人，长短枪300余支，由纠察大队政委李兆农指挥。

总工会成立不久，在大冶钢铁厂出了个“废除工匠门，填平狗洞，工人进出自由，不准侮辱工人……”的布告，派工人代表出面和钢铁厂资本家交涉，要求立即拆除“工匠门”。资本家眼见不妙，将此事推给厂工务科，企图拖延时间。李兆龙获知情况后，立即带领30余名工人，打着总工会的旗号，冲向“工匠门”，钢铁厂警务处处长兰宗浩闻讯后，带厂警出面阻拦，被现场愤怒的工人包围，厂警吓得不敢动弹。李兆龙指挥工人随即用大锤砸了“工匠门”，掀铁锹填平了地洞。从此，让工人受气受辱约七年之久的“工匠门”不复存在！

在黄石港地委的领导下，依靠工人力量，大冶钢铁厂的工人们进出工厂不用钻地洞，不用委屈被搜身，能走平坦大道了。

一对小小的号牌，似乎让我们看到百年前的冶钢“工匠门”史，展现百年前发生在黄石这片热土上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爆发的巨大力量！